参见宋方青：《厦门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理论探讨》，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第41、45页。
[12] 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适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我国更偏向于效仿日本的体例，将实体原告适格的内容作为审理的理由限制问题。
[56]最后，即使在德国也存在将保护规范理论仅运用于诉的合法性阶段的有力见解：在诉的合法性阶段，重点在于运用保护规范理论判断公权利，而因果关系仅采可能性说。[53]而在确认诉讼中，德国通说也不认可实体原告适格要件的存在。[8] 参见徐玉芳诉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登记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院行申3302号行政裁定书。二、审判实践运用保护规范理论的不同模式为使研究聚焦化，笔者选取2017年至2022年3月最高院和北京高院采用保护规范理论的案例进行研究。[35] 参见最高法院1980年11月25日判决(最判昭和55·11·25)，民集34巻6号781頁。
[39]也即，二者判断的标准和内容存在相当的差异。他们基于第2条的完整表述是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提出该条规定与民事诉讼的诉讼实施权无异。[30] 参见王天华：《行政诉讼的构造：日本行政诉讼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三)公权利抑或法律上的利益？在明确保护规范理论仅用于起诉资格的判断后，接续探究规范要素型、规范事实要素混合型何者更为正当的问题。[72] 参见王天华：《有理由排斥保护规范理论吗？》，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但根据学者的研究显示，我国审判实践中的规范事实要素混合型在此类课予义务诉讼中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不当限制，要么过度放宽原告资格。北京高院采用保护规范理论的案例近50余件(除去同案分别起诉、裁判理由近似的情况，近23件具备独特性的案例)。
我们会发现类似的情况。因而行政机关的行为规范→私益保护性→原告资格，原告资格便成为了纯粹的法解释问题。
[9] 该案对因果关系的论证为如果没有行政行为，起诉人主张的损害一定不会产生，但是有了行政行为，一般都会产生这种损害，即可认为存在因果关系。参见孔繁旸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投诉答复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6549号行政裁定书。[100]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18-219页。而在撤销诉讼、确认违法诉讼中，保护规范理论主要与考虑事项说结合论证？笔者认为这两点分歧密不可分，下文将第二个问题融入第一个问题中展开进行分析。
[64] Vgl. Bachof, Nachwort zu: Gygi, Eingesetzgeberischer Versuch zur Losung des Problems des Klagerechts im verwaltungsgerichtlichen Anfechtungsprozeβ, AoR, Vol. 88,1963, S.427f.转引自[日]小早川光郎：《行政诉讼的构造分析》，王天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88]针对此不作为，起诉人也并非行政相对人，此时就应满足上述其他人原告资格的构成要件。[96] 参见[德]康德拉·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54页。这种论证方法给人一种强硬地杂糅保护规范理论、实际影响说和请求权基础之感，因而不单列。
笔者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款的规定，可将其中的因果关系要件分离出来进行单独判断。范志勇：《立案登记制下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载《法学杂志》2015年第8期。
[31]但是，这种观点在我国的语境下能否成立需要考量。即便认为裁判对私益保护性进行了隐晦的论证，从法院的说理上来看，这里的法律上的利益更像权利保护必要性的内容，而非原告资格。
考虑到合法权益之法如同保护规范理论之规范，已不限于布勒意义上的根据规范[90]，而拓展至附近的、体系的规范群。[5] 本文所指的因果关系要件在裁判中往往称为侵害可能性、影响等。根据该款，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原告资格应当分离。这种论证思路在后来北京高院的裁判中被进一步简化。在徐玉芳案中[8]，法院先肯定了《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条款具备保护徐玉芳债权的私益保护性。[64]暂不论我国是否存在实体原告适格的问题，即便存在，实体请求权也应为实体审查的对象。
若判断标准既包含客观要素又包含主观要素，则称为主客观要素混合型。 摘要: 自2017年刘广明案以来，行政审判实践中运用保护规范理论的次数逐渐增长。
[54] 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页。[21] 在裁判后文，法院强调了行政机关的考虑义务，因而将其放入公式之中。
[51] 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63页。[33] 不过，在预防性诉讼和确认之诉中有将其判断标准理解为广义的保护规范理论的可能性。
梁君瑜：《行政诉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2-146页。参见李百勤诉郑州市二七区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院行申2975号行政裁定书。转引自石龙潭：《日本行政诉讼之诉的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5-177页。梁凤云：《新行政诉讼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146页。
[93] 比如，巴霍夫认为私权受损承认原告资格，是经由基本法上的一般行动自由为媒介发生的。前者的判断标准为保护规范理论，后者的判断标准为可能性说。
行政相对人有权直接提起诉讼，而其他人还需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该案前半部分的思路也是利害关系=公法上的利害关系=请求权基础=原告资格=行政机关负有考虑义务=保护规范理论。
梁凤云：《行政诉讼原告问题研究》，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20集)，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83] 参见黄宇骁：《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方法的法理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6期。
[35]该案中，起诉人在行政处分已经失效的情况下，仍然基于该处分使其遭受的名誉、信用等事实性影响提起诉讼，对此，法院否定了他具有可以通过撤销诉讼予以恢复的法律上的利益的存在。[18] 参见伏创宇：《行政举报案件中原告资格认定的构造》，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从比较法的维度来看，我国的认定标准应当比日本、德国要低。倪洪涛教授、李泠烨教授也与笔者持类似见解。
[45]这意味着，起诉资格经主张即成立，原告资格为实体审查的内容。如此已排除了客观要素型、主客观要素型的正当性。
[48]相较之下，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仅将行政行为合法性作为审理内容。由此，可以将本案的论证思路总结为：环境利益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距离标准+保护规范理论，同时权利保护必要性=保护规范理论。
注释:[1]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保护规范理论作为第三人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应称为保护规范标准。张翔：《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载《法学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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